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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人生的春天:【将相吏民】温暖了曾国藩一辈子

时间:2018-12-19 04:44来源:AG环亚贵宾厅
咸丰四年(1854年)八月湘军出兵湖北后,在武汉和田家镇等地击败太平军,取得了一系列骄人战绩。不久又兵分多路,进入江西,试图一举攻占湖口、九江等地。 湘军的所向披靡,既

  咸丰四年(1854年)八月湘军出兵湖北后,在武汉和田家镇等地击败太平军,取得了一系列骄人战绩。不久又兵分多路,进入江西,试图一举攻占湖口、九江等地。

  湘军的所向披靡,既让曾国藩得意万分,也不由自主地露出了骄气。对于一支军队的主帅来说,这是非常危险的。

  太平军翼王石达开果然以敏锐的眼光看出了湘军的弱点,于是决定扼守沿江各要塞,将湘军分而歼之,结果湘军水师在行进途中被太平军拦腰截断为外江(长江)与内湖(鄱阳湖)两个部分。太平军将湘军水师舢板船封死在鄱阳湖内,趁夜袭击停泊在湖口江面上的湘军大船,数十只战船被焚毁。剩下的湘军大船逃往九江后,又遭到太平军夜袭,曾国藩的座船及文书档案也成了太平军的战利品。这就是乙卯年即咸丰五年(1855年)的九江之败。曾国藩感到无脸见人,再次投水自尽,幸亏被人捞了上来,然后护送他退守南昌。

  时任江西巡抚陈启迈不仅是曾国藩的湖南老乡,而且他们两人同年考取进士后又同在翰林院共事。更难得的是,时任江西按察使(简称臬司)的恽光宸也是他们的同科进士和翰林院同事。三人关系如此特殊,真是上天都难找。可他们在江西相遇后,偏偏斗得死去活来。其中原因关键是体制不顺。

  原来曾国藩受命编练的湘军,完全属于地方部队,曾国藩虽然握有这支武装的指挥权,却无权筹饷,一应钱粮皆依赖地方政府供给。曾国藩率兵进入江西作战后,多次要求江西补充军饷,江西虽然给了一些,但都是需要湘军出力卖命的时候给钱就爽快,形势稍微宽松,给钱就不痛快了,跟讨债差不多。江西官员不仅把供应湘军钱粮视为额外负担,而且对湘军战胜不予奖励,战败讥笑百端,且不时以停止供饷相要挟。后来曾国藩为保江西防务,与陈启迈面商,在江西重办水师,建造船只,以固本省鄱阳湖之门户,以作湘军后路之声援,陈启迈开始答应得好好的,后来却忽办忽止,无三日不改之号令,无前后相符之咨札,让人无所适从,难以忍受。不和的种子就这样播下了。

  万般无奈之下,曾国藩只好自己想办法在江西筹饷,这又侵犯了江西地方的财政税收权和用人权。比如曾国藩要在江西抽厘筹饷,就不能不设立机构并聘用本地绅士和官员,就不能不与江西地方官员打交道,这在江西官员看来无疑是侵越了自己的权力,于是在陈启迈带领或授意下,江西通省官员与曾国藩针锋相对,寸权必争。陈启迈还联合负责一省刑狱诉讼事务的按察使恽光宸,对曾国藩委派的筹饷人员百般刁难甚至严刑拷打。曾国藩忍无可忍,于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十二日上奏弹劾陈启迈,结果不仅陈启迈丢了乌纱帽,连折内附带提到的恽光宸也被停职检查。(《曾国藩全集·奏稿》)

  就在江西官员与曾国藩内斗不休的时候,太平军大将石达开却于咸丰五年(1855年)底回师江西,短短几个月,赣中、赣北地区尽为太平军所有,曾国藩终日坐守危城。

  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被折腾得焦头烂额的曾国藩得知父亲去世消息后,如蒙大赦,于是不等朝廷同意,当即回籍奔丧,将江西烂摊子丢下不管。

  这就是曾国藩信中所说的“赧颜走入江西,又参抚(巡抚)、臬(按察使);丙辰(咸丰六年)被困南昌,官绅人人目笑存之”的难堪经历。

  然而,就在曾国藩精神上最感痛苦、事业上最遭挫败和人生道路最为灰暗的时候,周腾虎(字弢甫)的一句话,却温暖了他一辈子。

  周腾虎是咸丰五年(1855年)来到江西,投身曾国藩大营的。当时的曾国藩既遭遇了九江之败,又与江西地方官员斗得死去活来,人们都怀疑他的作战指挥能力,对他的事业能否成功,更是不敢恭维。南昌又地处江西腹地,随时受到太平军威胁,而曾国藩手上掌握的武装并没有多少,留下来跟他干很有可能同归于尽,曾国藩身边的人于是又一次发生大逃亡。

  与清朝众多高官大吏周旋过的周腾虎,却在困境中识英雄,不仅认定曾国藩可以成就一番大业,而且独独愿意把后来成为曾国藩心腹幕僚的年轻有为的小舅子赵烈文推荐给曾国藩。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发现,曾国藩是一个做事肯“用心”之人。而自古以来成就大事的人,无一不是肯用心之人,所以曾国藩必定能够成就一番大事业。

  时隔十年后的同治六年(1867年)六月十六日,曾国藩与赵烈文回忆往事时,还特意提到这件事,并说他最佩服周腾虎的,就是在江西时所说的做事肯“用心”这句话。

  曾国藩的原话是这么说的:“忆弢甫始到余江西军中,即言自古成事,皆用心人。某遍历下游无一人知此,必至溃败后已。公虽兵微将寡,然成事者必公也。余时深佩其用心一语。其论世超出寻常者甚多,不可谓非异才。”(《能静居日记》)

  翻译成白话文,意思是:“回想周腾虎刚到我江西军营时,就对我说:‘自古成就大事的人,都是肯用心的人。我普遍观察了长江下游的统兵将领,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料定他们最终都会失败。曾公您目前虽然兵微将寡,但最后能成就大业的人一定是您。’我当时很佩服他所说的用心这句话。他评论世间的事情,确实超出寻常者许多,不能不说是一个怀有异才的人啊。”

  这句话不仅彻底点醒了曾国藩,而且让他重新认识和改造了自己。正因如此,当咸丰八年(1858年)夏天曾国藩复出带兵后,才能化蛹成蝶,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曾国藩好友欧阳兆熊为此写了《一生三变》一文,对曾国藩的这种变化作了深刻而又精准的概括。

  欧阳兆熊所说的一生三变,是说曾国藩做京官时迎合时尚讲理学,办团练时欲建事功讲申韩,后来为了处理好人际关系,保证事业取得成功,又改学老庄的柔道,行当行之行,止当止之止,以超脱旷达的态度对待挫折、失败、成功与荣誉,以出世的情怀思索人生的终极价值。对于曾国藩来说,欧阳兆熊之言确系不易之论。而曾国藩能完成这最后关键性一变,正是出现在从江西回湖南守父丧期间:“此次出山后,一以柔道行之,以至成此巨功,毫无沾沾自喜之色。”(《水窗春呓》卷上)

  原来曾国藩回乡守制后,僻居乡间,思前想后,不仅对周腾虎肯“用心”这句话反复琢磨,而且对自己以往的做法进行了全面深刻反思,从而有了“大悔大悟”:以往与同事朋友关系不好,与家人常常怄气不愉快,自己其实要负很大责任,具体表现就是把自己看得太高,对事太急于求成,对人太严格要求,加之个性太过倔犟,脾气太过暴躁,这才弄得里外不是人。他决心改弦更张,重新做人,努力搞好与同事、朋友和家人的关系。他还告诫自己:对别人的原谅和理解,比什么都重要;要想取得成功,只能取决于自己,不能怨天尤人。

  所有这一切,都写在他给弟弟曾国荃的一封家书中:“兄自问近年得力唯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咸丰七年)、戊午(咸丰八年)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咸丰八年)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曾国藩全集·家书》)

  俗话说态度决定一切。后来曾国藩果然诸事顺遂,越来越“得力”,直至建立盖世大功。

  文章做到这里,笔者不能不产生好奇心:周腾虎说曾国藩做事“肯用心”,曾国藩也十分认可并且无限感慨这句话,但周腾虎是针对什么事情说曾国藩“肯用心”?又有什么事例能够证明曾国藩“肯用心”?相信他当时肯定说过,不可能只有抽象概念而没有具体事实。

  曾国藩既然不想挑明,肯定有他不挑明的考虑,我们更不好胡乱猜测。好在要从曾国藩身上找出“肯用心”的事例并不难,我们轻而易举就能找出一个。

  例如在如何办理团练一事上,曾国藩就是一个典型的“肯用心”之人。而正是他的“肯用心”,所以最后才能练出一支劲旅,自己也能出将入相,在晚清政坛上占有重要一席。

  太平天国起义迅速发展到长江流域之后,咸丰皇帝就尝试着在“贼氛逼近”地区省份直接下令委任在籍大员帮同地方官办理本籍团练事宜。其中任命的第一个团练大臣是江西团练大臣、前刑部尚书陈孚恩,时间在咸丰二年(1852年)八月间。当年十二月,又分别任命曾国藩和周天爵为湖南和安徽团练大臣。到咸丰三年(1853年),清政府总共任命了四十多名团练大臣。

  这些在籍大员协助当地督抚办理团练后,利用乡情乡谊及广泛的社会关系,在联络和发动群众组成团练武装、配合军队作战、维持地方治安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无庸讳言的是,这些临时组织起来的毫无军事素质的“乌合之众”,看家护院搜查土匪还勉强管用,一与强大的太平军交手,就彻底露出本相,不少团练大臣也因此成了团练的牺牲品。

  正因如此,清政府后来不得不将各省团练大臣陆续裁撤,到咸丰十一年(1861年)底裁撤完毕。

  唯独曾国藩与众不同。他到长沙接受协办团练任务后,一开始就自作主张,只办练而不办团。他的兴趣只在练军上,对所谓的团营则不屑一顾。

  这是因为他用心观察和思考之后,深知要与强大的太平军作战,团营绝对派不上用场,只有另辟蹊径,练出一支纪律严明、作战勇敢且自己能够完全掌握的武装,才能一显身手。

  然而这却违背了朝廷办团练的原意,犯了汉人不能握有军权的大忌。不设法取得合法或半合法地位,是绝对行不通的。

  为此,曾国藩又绞尽脑汁想了许多办法,巧立名目使了许多手段,挖空心思费了很多口舌,加之战争形势发展也需要这么一支集中而强大的“练勇”来对付太平军,清政府最后也就默认了湘军的存在。

  薛福成为此在《叙团练大臣》一文中深有感触地说:“是文正(曾国藩死后谥文正)以团练始,不以团练终,且幸其改图之速,所以能成殄寇之奇功,扩勇营之规制也。”接下来他又说:“然惟早变其实,并变其名,所以能有成功,否则前事可睹矣。”

  薛福成的意思是说,好在曾国藩迅速改弦易辙,把办团变成了办勇,如果像其他团练大臣一样,不动脑子,墨守成规,完全按照清政府的指示办事,最终要么有名无实,毫无作为;要么束手无措,徒唤奈何;要么稀里糊涂,以死报国。

  这既是曾国藩不同常人和做事“肯用心”之所在,也是他最后能够成就大业的原因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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