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ag88环亚娱乐 > AG环亚贵宾厅 > 正文

DreamHigh2:往事如烟:一名犹太人的旧上海记忆

时间:2018-12-03 09:49来源:AG环亚贵宾厅
丽莲威伦斯的父母来自俄罗斯,她自幼生长于上海的法租界,并在那里的一所法语学校接受教育。以下是她讲述自己在中国老上海的故事。 虽然我和家人都没有国籍,但身为白种人,我

  丽莲·威伦斯的父母来自俄罗斯,她自幼生长于上海的法租界,并在那里的一所法语学校接受教育。以下是她讲述自己在中国老上海的故事。

  虽然我和家人都没有国籍,但身为白种人,我们仍然可以享受治外法权下的种种特权。20世纪30年代来上海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他们有的是来做生意,有的是来冒险,有的则是为了逃避本国的动荡。当时,在上海的两个外国人聚居区以及由中国人管辖的三个区内,大约生活着4万名外国人和300万中国人。

  公共租界比法租界大得多,从苏州河一直延伸到北边的虹口,那里的居民大多数是中国人和贫穷的外国人。两个租界以福煦路(Avenue Foch,今延安中路)和爱多亚路(Avenue Edward VII,今延安东路)作为分界线。

  法租界的街道大都以法国的名人和战争英雄命名,如以一战中的三位元帅命名的福煦路、霞飞路(Avenue Joffre,今淮海中路)和贝当路(Avenue Pétain,今衡山路),也有以著名作家命名的,如高乃依路(Rue Corneille,今皋兰路)和莫利爱路(Rue Molière,今香山路)。在公共租界,盎格鲁-撒克逊的统治者则显示了对中国人的某种尊重,用中国的省市来命名大多数街道,如广东路、河南路、南京路、苏州路、四川路等等,同时也有部分街道以英国的人名命名,如忆定盘路(Edinburgh Road,今江苏路)、爱多亚路、开士威克路(Keswick Road,今凯旋路)、罗别根路(RubiconRoad,今哈密路)和同孚路(Yates Road,今石门一路)。法租界矗立着很多十到十五层高的公寓大楼。它们都由著名的法国建筑师设计,并以法国的省来命名,如培恩公寓(Beam Apartments,今培文公寓)、道斐南公寓(Dauphine Apartments,又名法国太子公寓,今建国公寓)、盖司康公寓(Gascogne Apartments,今淮海公寓)、诺曼底公寓(Normandie Apartments,今武康大楼)和毕卡第公寓(Picardie Apartments,今衡山宾馆)。这些迷人的住宅楼与主干道上的大百货公司以及外滩边(今中山东一路)灰色的写字楼、银行和旅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外滩Bund一词来源于殖民时代的印度,意为堤岸)。法租界的生机和声望都是公共租界所不具备的。

  从一个租界到另一个租界,乘客得在法国人经营的有轨电车和街车与英国人经营的电车及双层巴士之间换乘,并需另付车资。幸运的是,法租界当局并未采用右行制,因此两个租界都保留了早期由英国人确立的左行制。法租界使用110伏电压,英国人则用220伏,如果从一个租界搬到另一个租界,则需置办一套新的电器设备或者使用电压转换器。

  公共租界的治安主要由来自英国及其广大殖民地的英裔警官掌管,辅以中国的交通警察以及身材高大、蓄着长须的印度锡克族人——他们缠着鲜红的头巾,因此被中国人贬称为“红头阿三”。这些警察不停地挥舞着胳膊,冲那些行动迟缓的马车、手推车、黄包车夫以及骑自行车的人大喊大叫,对乱穿马路的中国行人动辄警棍相加。法租界的治安则由身着卡其布制服、头戴法式军帽(一种有帽檐和圆形平顶的深蓝色军帽)的法裔警官及其雇员维持。这些雇员大都随法国殖民军从法属印度支那的安南和东京等地来到上海。他们通常身材矮小,牙齿因咀嚼槟榔而被染黑,头戴独特的圆锥形草帽,负责指挥交通或守卫法国兵营及军事设施。这些冷漠的印度支那人很少殴打中国行人,但和锡克族警察一样,他们总是对那些不及时躲避汽车的行人高声呵斥——在社会等级分明的上海,这些英国和法国法律的维护者也因此享有了一丝权力感。

  在两个租界的警察队伍中,都有中国人被雇作普通警员和翻译,还有一些白俄充任低级探员。法国人喜欢雇用那些当过警官或在印度支那和其他殖民地服过役的,部分法国警官毕业于颇有声望的圣西尔军校,更多的则是冲着海外肥缺来的科西嘉人。这些欧洲警察的制服跟他们本国的样式十分相似,因此在各自的租界内营造出一种准英式和准法式的氛围。

  租界警察的主要任务是维持城里的社会秩序,并在各自陆军和海军的支援下抵御外部(尤其是中国和日本)的军事干扰。公共租界有八个巡捕房,法租界有六个。这些外国警察不仅为本国公民及享有治外法权的其他外国人提供安全保证,同时也庇护了中国的政客、毒枭、罪犯和黑帮,使他们得以逃避中国政府的缉捕——这些人通常需要向外国警官支付高昂的保护费。这种情形在法租界尤甚。

  本杰明和苔丝来上海十年后,上海的外国侨民人数上升到约6万人。他们来自53个国家,但很少有人会说上海方言,或者有意了解中国的文明、历史、文学和艺术。中国和中国人与他们基本无关,他们只想在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中分一杯羹,并由此过上非常舒适的生活。对大多数外国人来说,日常接触的中国人仅局限于他们的用人(这些用人很快便能学会洋泾浜英语)、公司里的翻译和职员以及乡村俱乐部的服务生。那些商业领袖(即广东话中的“大班”,大老板的意思)在与受过教育的上层社会的中国商人洽谈业务时只讲英语。在回力球馆、法租界的跑狗场以及公共租界的跑马场里,中国人和外国人一起下赌注,并一起冲着西班牙的巴斯克球员、狂奔的狗和马儿们大呼小叫,但除了这些个别的场合,迥异的两种文化像一道无形的墙阻隔在外国人和中国人之间,令他们相互鄙视。一方是对任何中国事务都缺乏兴趣和同情心的外国人,另一方则是对占据了自己国家的“洋鬼子”心怀怨恨的排外的中国人。

  在中国人眼里,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都住在漂亮的屋子和大厦里,仆人众多,坐着各式各样的汽车——美国的别克、雪佛莱、道奇、福特和帕卡德(Packard),英国的奥斯汀(Austin)、小莫里斯(Morris Minor)和劳斯莱斯,法国的雪铁龙、雷诺和标致,由司机送他们去上班或参加社交活动。这些西方人喜欢频繁出入于各自的俱乐部:美国人常去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Columbia Country Club),英国的大班喜欢去只为男性服务的上海俱乐部(Shanghai Club,那里以长长的吧台出名),法国人则去法国总会(Cercle Sportif Francais,今花园饭店)。他们在俱乐部里打扑克、麻将、网球、高尔夫,在室内和露天泳池里游泳,喝着开胃酒、葡萄酒、威士忌和杜松子酒。英国的俱乐部还会定期举办马球比赛。他们在英国人经营的别发书店(Kelly & Walsh)购买最新的小说,阅读的报纸则有英国人发行的《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上海泰晤士报》(Shanghai Times)和《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美国人发行的《大美晚报》(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和《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以及法国人发行的《上海日报》(Le Journalde Shanghai)。一到夏天,他们便去莫干山、北戴河、青岛、威海卫或者日本的广岛、长崎和神户度假,每隔几年回自己的国家休一次长假。不过,每次回国后他们总是迫不及待地期待尽早返回舒适的上海,因为在欧洲或者美国,他们是无法享受用人的伺候并跻身于社会精英阶层的。在捍卫本国传统时,这些西方人通常都姿态强硬、各不相让,但在抱怨中国人的懒惰以及没完没了的内战时,他们却又总是腔调一致。

  在20世纪30年代,大约有一万名英国人、五千名美国人和一千五百名法国人居住在两个租界内。每逢周日他们便到各自的教堂参加宗教活动。女士们穿上她们最好的衣服,秋天和冬天还戴着帽子、手套和毛皮围巾,男士们则会在不同的季节穿上亚麻面料或者深色羊毛料的西服。宗教礼拜的场所有很多,如美国卫理公会的慕尔堂(Moore Memorial Church)和位于上海美童公学对面的国际礼拜堂(Community Church)、英国的圣三一堂(Holy Trinity Cathedral)、法国的圣若瑟堂(St.J oseph Cathedral)和圣伯多禄堂(St. Pierre Church)等等。每逢圣诞节和复活节,来教堂的人便特别多,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妇女和儿童。

  公共租界的行政管理由选举产生的工部局负责。这个市政委员会由英国人和美国人组成,但事实上英国人掌握了更多的权力,因为他们的商业资产比美国人的多。英国人在黄浦江对岸的浦东建有银行、纺织厂、烟厂和仓库,在虹口的杨树浦建有上海电气公司,他们还经营着当地的交通系统、庞大的运输和贸易公司。美国人也从事银行、保险和进出口业务,但规模没有英国人大。他们在标准石油和德士古公司占有大量股份,并经营着一家合资的英美烟草公司。

  因为有共同的语言和相似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英国人和美国人多有交际,法国人则只跟自己人来往。虽然英文是外国人在上海以及中国其他各处通商口岸的通用语言,但法国人对学习英文并没有多少兴趣。他们更愿意待在自己的俱乐部和家里,并送他们的小孩去法语学校。与英国人和美国人相比,法国的企业家和商人人数有限。在法国总领事的牵头下,他们经营着几处非常重要的实业,如法商电车电灯公司(下辖巴士、有轨电车、无轨电车等业务,以及一个向法租界供电的小型电力公司)、东方汇理银行(Banque de l’Indochine)和法国邮船公司(Messageries Maritimes)等。

  在外人看来,一切财富、地位和声望都向着美、英、法这三个列强的公民汇集。他们处于经济和社会等级的顶端,洋洋自得于强取豪夺来的特殊地位,对少数从其他国家来的凡夫俗子们根本不屑一顾,而无国籍者和来自欧亚大陆的移民在他们眼里就更没有地位了——后者在上海被蔑称为“混血儿”(half-caste)。

  年轻的英国员工在踏足上海之初即受到警告不要和亚洲女性结婚,否则将被解雇。虽然仍有外国的军人和平民与中国妇女同居,但和她们结婚却不为社会接受,他们与中国妇女非婚生的子女也属于“混血儿”,因此常被抛弃,但这种现象却被视为很正常。

  初到上海的头几年,本杰明和苔丝并没有遇到语言的障碍,因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只需要说俄语就可以了。上海当地大约有一万人说俄语,这些人为逃离俄国的内战,来到异国他乡的上海寻求平静的生活。他们当中有数千犹太人,大都像本杰明和苔丝一样是在布尔什维克革命时期离开俄国的。但那些早期的移民,有些是为了逃避20世纪初西伯利亚的屠杀,有些则是1905年俄国被日本打败后困陷于中国东北的犹太士兵和水手,他们最终也流落到了上海。这些犹太难民很快便设法在法租界打开了局面:他们的小杂货铺、面包房和男子服装店成了俄国人和其他外国人频繁光顾的地方,有些男人甚至在英国和美国的公司里当上了会计,女人则成为售货员,或者在家庭作坊里干活。只有为数很少的人(如赤贫的白俄妇女)才会逡巡于街道或酒馆中卖淫。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犹太社区的人数增长到约6000人,这主要是因为日本人入侵哈尔滨,致使那里的俄国人大批撤离到上海。上海的犹太人建立了两座东正教教堂和一所专门收容年老贫困的犹太人的养老院。他们几乎从未受到反犹主义的祸害,因为尽管反犹主义的情绪在基督教社区(特别是在斯拉夫人中)很流行,但中国的普通民众对犹太人以及他们的宗教和文化却知之甚少。

  最开始,俄国的犹太难民得到了相同信仰者的帮助,特别是得到了早在鸦片战争后就从英属印度和奥斯曼帝国控制下的亚丁、伊拉克、波斯和也门来到上海的塞法迪犹太人的帮助。他们中很多人——如沙逊(Sassoon)、哈同(Hardoon)、卡杜里(Kadoory)、埃兹拉(Ezra)和亚伯拉罕(Abraham)等家族——在19世纪下半叶就已经通过对华贸易(特别是从印度向中国贩卖鸦片)变得极为富有。20世纪初英国人禁止鸦片贸易后,他们转而投资房地产,在公共租界内的商业干道——如南京路(今南京东路)、涌泉路(Bubbling Well Road,又称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和外滩——兴建了大批写字楼和旅馆。外滩的堤防沿黄浦江从公共租界一直延伸到法租界一处叫作“法兰西外滩”(Quai de France)的地方——其实那里只有一片建于低洼地带的毫无特色的房子。这些塞法迪犹太人受到外国人和中国人的普遍尊敬,因为他们不仅富有,还从事慈善,帮助中国的孤儿和那些从俄国人屠刀下幸存下来的犹太人,以及为逃避布尔什维克革命来到上海的难民。除了给予初到上海的俄裔犹太人物质上的帮助,塞法迪犹太人还为难民的孩子们创办了一所小学和中学,称为上海犹太学校(Shanghai Jewish School)。学生们可以在那里学习英文,课程的设置也跟英国的学校差不多。

  虽然这些来自巴格达的塞法迪犹太人(Baghdadi Sephardim)帮助了来自俄国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Ashkenazi Jews),但因为经济、文化和语言的不同,他们在社交上却很少来往。塞法迪犹太人说英语,他们发行的《以色列信使报》(Israel’s Messenger)就是份英文报纸,但老一辈的人在家里也会说拉地诺语(Ladino,一种西班牙犹太人的方言)或者犹太-阿拉伯语(Judeo-Arabic,定居在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所说的方言),而俄国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初到上海时只会说俄语和意第绪语。他们虽然信仰相同,但在教堂里举行的仪式却不尽相同,位于虹口区的四大犹太公墓之一的倍开尔路(Baikal Road,今惠民路)公墓因此会为他们分别举行葬礼。因为二者的生活方式、社会地位和财富状况差异极大,他们很少通婚。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才有所改变,那时俄裔犹太人已经上升到了中产阶级,并能和塞法迪犹太人用英文交流。很多塞法迪犹太人肤色较深,看上去就像阿拉伯人,这让刚到上海的浅肤色的俄裔犹太人感到很惊讶。我的母亲就常用“小阿拉伯人”(Arabchik)

  来称呼他们——这个词绝无贬义,只是个亲切的昵称,因为事实上她对塞法迪犹太人充满了敬意。

  不过,相对于塞法迪犹太人,上海的俄裔犹太人在语言和文化上反而更接近于他们的宿敌——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人,这一点虽然有点讽刺,但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在阶级意识浓厚的上海,俄裔犹太人不再惧怕白俄、乌克兰人或其他斯拉夫人,反而因后者较低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而蔑视他们。那些白俄总喜欢回首往事,并梦想有朝一日推翻布尔什维克复辟沙皇的统治,而俄裔犹太人则将希望寄托于未来。虽然前途吉凶未卜,但他们都为逃离了充斥着反犹暴力的俄国而如释重负。

  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中,紧随白俄之后流落到上海的,还有曾在西伯利亚打过内战的俄国海军和骑兵军官,以及在苏联政府接管了满洲铁路资产后南下上海的前铁路雇员。这些自称“流亡者”(émigré)的难民,现在都失去了国籍,大都穷困潦倒。那些早在革命之前就已定居上海的俄国人不仅无力帮助他们,有人甚至抱怨这些难民跟他们争夺有限的工作机会,流亡者们因此得不到任何国家或群体的帮助。那些流亡家庭的户主,很多是前军官、中产阶级和沙俄贵族出身(有些则是假冒的贵族),因为不会说英文或中文,所以只能干些卑微的工作。他们常常身着哥萨克军官的全副行头,充当守夜人和饭店的门卫,有些人则在夜总会里凭着一身肌肉充当打手,或者成为军阀和有钱的中国政客和商人的保镖,或者在公共租界当警察。这些工作的薪水很低,不过仍比同工种的中国人的报酬要高。有时候,医生、牙医和工程师的运气会更好点儿,可以找到适合他们特长的工作,但工资也低得可怜。至于那些职业音乐家,很多毕业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声名显赫的音乐学院,如今则加入了上海本地的交响乐团或者做私人教师,还有些人从事芭蕾舞教学,前哥萨克的士兵则成为英国人和美国人的马术和剑术教练。

  大多数已婚的俄国妇女通常在小店里打杂或者教授钢琴和声乐课,但许多年轻美貌的单身流亡女性发现,避免挨饿的唯一办法就是卖身,或者混迹于夜总会、酒吧和舞厅——这些场所都是钱包鼓鼓的外国士兵经常光顾的地方。在上海这个东方魔都,这些女性被称作“职业舞女”(taxi dancer),因为你可以在舞场上雇她们陪舞,每跳一支曲子付一角钱。此外,她们也接受男人为她们买的饮料。那些当班的舞女虽然只喝软饮料,但她们的舞伴却要按酒的价格付钱。当然,有些舞女会将服务延伸到舞厅外面。因此,一看到白俄,特别是那些从事“不道德”职业的女人以及和中国工人抢着干低贱工作的男人,很多外国人(尤其是英国人和美国人)总会流露出不悦的神情,因为这些贫穷的白人丢了白人精英的脸面。要是白人妇女向亚洲男人卖身,更会被视为有损白种人的尊严——这类种族融合实际上打破了上海严格的种族等级制度。事实上,中国人的种族观念也很强,例如混血儿就被视作低人一等。而对贫穷的白俄人,因受西方人的影响,各个阶层的中国人都对他们心存蔑视,称其为“罗宋人”,似乎身为白人就不应该贫穷。

  虽然失业率很高,经济上也很困顿,流亡的白俄们仍试图保存他们在沙俄时代享有的文化生活。他们修建了圣母大堂(Russian Orthodox Cathedral)来保存自己的传统,并建了圣尼古拉堂(St. Nicholas Military Church)来纪念沙皇尼古拉二世以及被布尔什维克杀害的沙皇一家。每逢圣诞节和复活节,这两座教堂总是传出动听的合唱声。当教堂的大门敞开时,里面会涌出众多信徒,焚香的浓烈味道也会随之弥散到大街上。白俄们还根据不同的职业和兴趣成立了各类社交俱乐部,并出版了数种俄文报刊,如《斯罗沃报》(Slovo)和《柴拉报》(Zaria)。他们送子女去英语和法语学校,以便日后到外国的大城市工作。因为母语相同,白俄和俄裔犹太人经常合作表演戏剧、芭蕾、歌剧和轻歌剧,活跃了上海的文化生活,但他们很少在自己家中招待对方。不过,我们姐妹仨倒是跟白俄同学有所交往。

  沿着法租界足有一英里长的主干道霞飞路,可以见到希腊餐馆、意大利餐馆和俄国餐馆,里面都有白俄厨师在工作。奇怪的是,法租界里的法国餐馆却很少。白俄妇女们则在霞飞路上的各种商店里干活,做售货员、裁缝、帽子设计师、理发师、美甲师和按摩师,为她们的同胞以及富有的西方和中国的客户提供各类服务。商店经常贴出用斯拉夫字母书写的打折广告,街上和店里说得最多的是俄语,而不是英语或洋泾浜英语。很多白俄流亡者住在离霞飞路很近的公寓楼里,或者就住在附近商店的楼上。至20世纪30年代末,白俄的人数已经达到了25000人,他们俨然将法租界这片繁忙的地带变成了“小莫斯科”。

  在欧亚人口中人数最多的还是澳门土生葡人。他们是葡萄牙公民,其先辈是来自葡萄牙的水手和商人,16世纪中叶在澳门定居,并娶了中国女人为妻。20世纪30年代,上海大约有3000名澳门土生葡人。他们在家里说英语,但听起来节奏奇怪而单调,有些上了年纪的人则会说葡萄牙方言。他们分布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内,在他们自己的“卢西塔诺马俱乐部”(Clube Lusitano)举办社交和体育活动。他们分属于几个不同的天主教教区,在位于虹口公共租界内的耶稣圣心堂(Sacred Heart Church)做礼拜。他们的小孩大都上英文学校,男孩们准备日后追随父亲的足迹在英国公司里做职员或会计,对他们最有吸引力的是香港上海汇丰银行(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因为它提供丰厚而可靠的养老金。从人种学角度来说,澳门土生葡人长得像亚洲人,但他们平时多与西方人交往,而西方人愿意接受他们混血儿的身份,主要是因为他们会说英文、有着强大的足球队、对英国人的公司有用而忠诚、对工资的要求也低——当然,他们的薪水仍比中国雇员要高出几个档次。中国人则瞧不起混血的澳门土生葡人,觉得他们的长相不中不洋,却总想别人把他们当成享有特权的白人。当澳门人被中国人或者外国人弄错国籍时,总要澄清说自己不是中国人。

  19世纪末,有几个德国传教士在华北遇害,随后德国进攻中国并侵占了山东省的青岛。当中国在一战中对德宣战后,生活在租界内的德国公民便成了“不受欢迎的人”(personae nong ratae),很多人因此遭到遣返。不过,1919年《凡尔赛条约》签署后,不少人急于离开经济混乱的德国,因此又匆匆返回上海。因为一战中中国是同盟国的一员,而德国是中国的敌人,所以德国人已经丧失了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尽管如此,他们仍充分利用了白人的身份,很快又恢复了以往在通商口岸的生活方式。20世纪30年代中期,上海大约有1000名德国人,主要在德国的贸易、工程和化学公司工作,这其中有西门子(中国)公司和法本公司(I.G. Farben),并由此形成了一个联系紧密的群体。他们在德国总会(German Club)聚会,在福音派路德教会的礼拜堂(Evangelical LutheranChurch)做礼拜,送他们的孩子到当地的德语学校上学。英国人、美国人和法国人大都避免和德国人来往,1932年上海纳粹党成立后更是如此。不久,德国政府便勒令在中国的全体德国公民参与抵制由犹太人拥有或经营的商店和企业。

  欧洲人极力回避的另一个群体是日本人。20世纪初,日本出人意料地进攻并打败了旅顺港的俄国舰队,随后日本移民开始来到中国和上海。1905年经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调停,日俄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签订了《朴次茅斯和约》,规定俄国在南满的所有租界都移交给日本。一战后,日本加入盟国,获得了德国在山东所拥有的资产,随后更多的日本平民来到上海。日本人聚居在虹口区,那里很快便被大家称为“小东京”,因为几乎所有的店主和商人都是日本人,并主要为日本公民提供服务。他们不需要讲洋泾浜英语,因为他们很少和欧洲人打交道。不过,为了在日常生活中与身边的中国人接触,他们也学会了一些上海线名日本人,大都过着舒适的生活。他们送小孩去日文学校,并享受着比在日本多得多的行动自由,但他们心里也很清楚,日本政府对与外国人和中国人交往一向心存戒备。他们几乎很少和其他群体来往:西方人因为他们是亚洲人而加以回避,中国人则因他们侵占了东北而憎恨他们。虽然1922年同盟国要求日本将山东归还了中国,但这并未能平息中国人对日本侵占东北的强烈愤怒。在虹口和浦东的日本工厂里,身受社会和政治不公之苦、工资低廉的中国工人常在大学生的鼓动下举行罢工。为了抗议日本对东北的殖民侵略,租界里时常举行反日示威游行,日本的商品(无论是中国制造还是日本制造)也经常成为被抵制的对象。就在中国人对日本表示愤怒,并称他们为“日本鬼子”时,日本人则将中国人视为西方帝国主义奴役下的劣等种族。不管怎么说,他们从不认为自己对东北的占领等同于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

  除了以上提到的,其他还有一些零散的外国公民在上海生活和工作,这主要包括:来自印度锡克族和印度尼西亚的巡捕、来自菲律宾的乐手(他们在旅馆和舞厅里伴奏)、来自意大利、希腊和亚美尼亚的餐馆老板和零售商、来自西班牙巴斯克的回力球运动员、来自瑞士和瑞典的商人,还有来自挪威的领航员(引领大型船只驶入上海的港口和码头)等等。

  这些就是我们在上海这座存在着治外法权、多语种混杂的城市里面临的种族、文化和社会环境——有些离我们的生活很近,有些则较远。

编辑:AG环亚贵宾厅 本文来源:DreamHigh2:往事如烟:一名犹太人的旧上海记忆